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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沁生上将纵论积极防御战略思想

发布时间:2019-01-31 02:13:59

章沁生上将纵论积极防御战略思想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章沁生上将7月18日在《学习时报》撰文,纵论积极防御战略思想。   全文如下:   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史诗般勾画我们党成立90周年英勇无畏的历史征程,精辟概括了我们党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历史经验,突出强调了我们党继续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历史担当,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一篇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人民军队是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后盾。革命初期,党在血雨腥风中坚信“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毅然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枪起,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军事理论。党在领导人民军队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和新中国国防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指导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崭新实践中,形成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主席关于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形成了党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军事指导理论体系。  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体系,犹如一座座连绵不断的思想高峰构成的雄伟山脉,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是横亘其中的巍巍山脊,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灵魂。在革命和战争年代,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作为党的正确军事路线,引领着我军克敌制胜;在和平与发展时代,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作为党和国家军事政策的集中体现,指引着我军不断加强现代化建设、积极推进军事斗争准备。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战胜国内外一个又一个强大敌人,洗刷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之所以能够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权,使强大的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正是由于有了积极防御战略思想这个法宝和科学指南。  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演进历程,就是我军军事思想不断丰富、日益完善的发展史。认真总结其中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发掘其精髓要义与理论渊源,对于领悟我军战略思想的深厚底蕴,收获更多带有根本指导意义的规律性认识,推动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科学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列宁指出:“革命的理论并不是谁臆想出来的东西,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结和概括中产生出来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反映了我们党领导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的生动实践,折射出长期的军事斗争发展历史中如何选择正确道路的艰难历程,凝聚着几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智慧,导演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军创造了以“诱敌深入”为核心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形成以游击战为主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粉碎了敌人多次“围剿”。红军从创立之日起就遭到强大敌人反复“围剿”。采取什么样的军事对策,党内存在严重分歧,多数人照搬俄国革命经验,主张进攻而否定防御。毛泽东、朱德在领导井冈山武装斗争的成功实践中,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随着红军不断发展壮大,毛泽东在1930年10月进一步提出“诱敌深入”方针,领导中央红军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红军不断壮大,根据地日益扩展。“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执行消极防御路线,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和投机主义,继而采取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使红军损失惨重,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我们党开始全面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毛泽东l936年12月发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精辟论述积极防御的精神实质和基本原则,标志着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上升为理论形态,标志着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开始确立,并为广大指战员所接受。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提出“持久战”总方针,坚持“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作战方针,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在 1938年 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这篇气势恢宏的论着中,分析抗日战争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四个基本特点,并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提出持久战的总方针,实行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形成了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完整理论体系,从根本上否定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思想,为抗日战争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党领导人民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充分发挥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赢得了近百年来民族解放战争的次完全胜利。这个时期,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开始成熟。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夺取了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针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党及时作出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的战略决策,确立了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提出十大军事原则,开创形成实施战略进攻的新模式和一整套理论原则,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得到全面丰富和发展。在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指导下,我军在战略防御阶段基本上进行运动战,转入战略进攻后逐渐加强城市攻坚战和野战阵地攻坚战,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后采取大规模运动战与大规模阵地战相结合的作战形式。短短3年就消灭国民党军800万,以雷霆万钧、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原国民党将领郑洞国率部起义之后,认真学习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论着,看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战略指导新境界,感叹太晚才读到毛主席的着作。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我军继承发扬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粉碎美军攻势,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在这场同世界头号强敌进行的现代化战争中,我军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取得了在现代条件下以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强敌的宝贵经验,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又有了新的重大发展。我军在阶段采取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的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针,在第二阶段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通过先反后守、守中有攻的作战行动,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以美国军队为主、由16个国家和地区的部队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迫使美国在“历史上个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沮丧地签字。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境外作战中焕发出的灿烂光彩,为新中国亮相世界举行了一个光辉的“奠基礼”!二战名将蒙哥马利惊叹于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博大精深和战争实践的卓越辉煌,他忠告世间的军事家们:“战略指导的一条禁律就是不要同中国打仗。”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对积极防御战略方针进行了充实、调整,科学指导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有力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次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为应对美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确立了“积极防御、后发制人”方针。第二次是60年代中期至 70年代初,面对美、苏、印、蒋“合围式”的军事威胁,确立“有顶有放,诱敌深入,纵深歼敌”方针。第三次是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重点应对苏联可能对我“三北”地区的大规模入侵,提出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方针,后调整为“积极防御”方针。第四次是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根据邓小平关于“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的科学判断,提出“稳定北线,加强南线,强边固防,经略海洋”的战略指导。第五次是90年代初,针对两极格局终结和世界新军事变革兴起,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提出以“遏制战争、打赢战争”为核心的战略指导。第六次是21世纪初,根据新的形势任务,充实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把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放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提出了应对危机、维护和平、打赢战争的战略指导。数次战略方针调整,为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充实了新的内容,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提供了理论依据。  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精髓要义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斗争实践,创造性地提出并丰富了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成为我党在军事事业上重要的理论成果。其精要之义在于:  战略上防御与战役战术上进攻。积极防御战略的性质是“防御”,本质是“积极”。防御,是指战略上的防御地位,也就是在战略上采取自卫立场,建立抵御侵略、捍卫自身利益的战略态势,其目的是在政治上、外交上保持主动,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积极,是指重视战争准备和战役战斗上的攻势行动,通过战役战术上的进攻达到战略防御的目的。体现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把战略上的防御与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有机结合起来,即总体上是防御的,但具体作战行动不囿于防御,而是在战略防御过程中采取积极的攻势行动;二是把战略防御适时地导向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即充分利用战略防御造成的有利态势,以带决战性的战略反攻,从全局上转变防御地位,继而发展为战略进攻,坚决打赢战争。  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邓小平曾经指出:“既然是积极防御,本身就包括持久作战。”战略上处于防御和弱势的军队,只有经过较长时间的艰苦作战,才能逐步消耗、削弱强大敌人,改变敌我力量的优劣对比,使敌人由强变弱,使自己由弱变强,战胜敌人。战略指导必须充分考虑当时的战略背景和自身实力,不超越客观物质条件企求战略速决,依托辽阔战场空间和雄厚战争潜力,把敌人拖进持久战之中,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转换战局,夺取战争胜利。当然,在条件具备时,也不排除重锤出击,一举获胜,避免战事久拖不决对国家工作全局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积极防御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时间、地点、部队、任务和条件为转移,扬长击短,趋利避害,实行灵活机动的作战。防御与进攻、内线与外线、持久与速决在战争中有机结合,各种作战形式与具体战法灵活运用与转换。这就是毛泽东概括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是为了打,在走中创造战机,不应走时则要守,坚决顶住敌人;打是为了消灭敌人,不能消极待变,犹豫观望,在有利的条件下必须坚决地打。一切的打和走,都是为了夺取和保持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注重多种作战形式相配合,实行灵活多变的攻防结合与转换,实现打败敌人和有效保存自己的作战目的。  兵民是胜利之本。积极防御战略是人民战争的产物,开展人民战争是积极防御战略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把积极防御与人民战争有机融合起来,就是坚持战争的正义性质,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战,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坚信战争的伟力之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广泛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和支援战争;坚持武装斗争和非武装斗争紧密配合,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条战线形成有机整体,爆发出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  敢于以劣胜优、以弱胜强。战争是敌对双方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诸因素的综合较量,武器装备是战争制胜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毛泽东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具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坚定的革命意志,领导指挥的历次战争都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以弱小的力量迎战强大的敌人,并且战而胜之。始终坚持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坚持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弱小但代表进步和正义的革命力量一定能够打败强大但代表落后和非正义的反动力量,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和高超的指挥艺术,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  立足于复杂和困难情况下打赢战争。战争是一个充满盖然性的领域,只有立足复杂困难情况,一方面注重未雨绸缪,瞄准强手、盯住对手搞好战争准备;另一方面强调全面应对,多设想几种情况,多做几手准备,努力掌握军事斗争主动权,才能为化被动为主动创造条件。冷战时期,由于我们扎扎实实地做好了反侵略战争准备,有效遏制了敌人可能对我国的军事入侵,避免了主要战略方向发生战事。毛泽东曾指出:“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和平时期,虽然不需要全国军民盘马弯弓做举国迎敌的准备,但必须强调居安思危,严防敌人突然袭击,不断完善作战预案,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做好充分准备。  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理论根源  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为理论基础,植根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经过了中国革命战争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长年严酷斗争实践的反复检验,愈加显露出其厚重的理论渊源和思想底蕴。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军事理论家的重要论述是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理论来源。19世纪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从战术层面阐述过积极防御的思想,指出积极防御“是目的消极但手段积极的防御”,“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同时代的瑞士军事理论家若米尼指出,“积极防御,即同时也要实施突然进攻的防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革命性改造和发展,指出“防御战争并不排斥‘战争事变的进程’所要求采取的攻势行动”(马克思);“有效的防御仍然是以攻势来进行的积极防御”(恩格斯);“除了学会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会正确地退却”(列宁)。我军创造性地把积极防御由具体作战原则上升为战略指导思想,作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首要的、根本的战略原则。毛泽东说,“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积极防御思想被赋予了明确的革命性质、丰富的科学内涵和全新的实践样式。  中国战略文化传统是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文明根基。中华民族历来就是热爱和平的民族,崇尚和平、追求和谐是中国人民的精神特质。中华文明“和为贵”的传统文化反映到军事思想上,表现为强烈的“谋和平、求统一、重防御”的价值取向,如“国之大事”的慎战思想、“止戈为武”的止战思想、“居安思危”的备战思想、“不战屈兵”的胜战思想,等等,为积极防御战略提供了丰厚的思想滋养。我军秉承中国传统兵学中“后发制人”、“柔弱胜刚强”的谋略,提出后发制人的战争指导原则;汲取“我专为一,敌分为十”、“以众击寡”的谋略,提出集中兵力各个歼敌这一以弱胜强的作战理论;吸纳古代朴素辩证法中合理的部分,创造了一整套“兵因敌而制胜”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性质是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政治要求。社会制度和基本国策的不同,决定了各国军事战略具有本质区别。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内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自卫的、防御的立场,不称霸,不搞侵略扩张,不首先发动战争。这决定了我国军事战略必然是防御性的。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的战略始终是防御,我们不像霸权主义那样到处伸手,我们建设军事力量的目的是防御,不仅是现在,将来现代化了也是这样。区分我国军事战略与霸权主义国家军事战略的分水岭即在于此。  复杂的地缘环境是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客观背景。从地缘战略环境的不利情况看,我国地处亚太中心位置,周边安全形势本来就复杂,加之敌对势力对我的战略图谋久远、战略围堵和遏制不断,使我安全形势愈加复杂,领土、海洋权益争端频仍,国家安全面临诸多威胁;从有利情况看,我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有广阔的战略防御纵深和回旋余地,为我们实行积极防御战略提供了天然条件,使我在反侵略战争中可以依托战略纵深组织有效防御,从多方向对敌实施攻势作战和战略反击。积极防御战略思想,适应复杂地缘环境特殊要求,综合权衡各种有利和不利因素,体现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客观需要。  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新时期的创新发展  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一以贯之地遵循恒久的思想渊源,又在不断吸纳新鲜内容,始终保持着持久活力,浩浩荡荡地奔腾向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继承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敏锐把握时代变化和世界军事发展趋势,适应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创新发展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开辟了中国特色军事战略指导的新境界。  邓小平科学判断国际战略形势,果断实施军事战略转变。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苏争霸,北约、华约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紧张对峙,苏联对我形成百万大军压境之势。当时,人们对形势的判断是“战争难以避免,大战迫在眉睫”,世界许多政治家也持相同的看法。邓小平以伟大战略家的独到眼光,科学分析“东西南北”天下大势,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决然把军队建设指导思想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向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对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作出调整,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由立足于应付全面反侵略战争,转到应付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从立足国土纵深歼敌转为从边境开始,空中和海上同时反击。随着“盘马弯弓”状态的结束,平时与战时、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主要战略方向与其他战略方向等重大关系随之进行调整,我军由此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江泽民洞察世界军事大势,确立并充实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江主席主持军委工作期间,创新发展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充实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调整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以及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提出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统揽军队建设和改革的全局,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牵引和带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整体推进,坚持“遏制危机、控制战局、打赢战争”的战略指导,分阶段分步骤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在系统回答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和未来打什么样的仗、怎样打仗两大基本课题之后,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的基本规律得到清晰揭示,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又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  胡锦涛着眼全球战略格局变化,继承、丰富和发展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思想。胡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在国际上大力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提出新世纪新阶段军队“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进一步明确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坚持从政治高度和国家利益全局观察处理军事问题,把推动科学发展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主题,把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作为国防和军队发展的主线,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把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作为军事斗争准备的根本着力点,大力推进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发展与有机融合,加快建立现代军事力量体系,深入推进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以增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不断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确保我军能够在各种复杂形势下有效应对危机、遏制战争、维护和平。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内涵外延大大拓展,成为科学发展观“军事篇”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启示  历史是未来的教科书。任何成熟的战略思想都凝结着几代人的智慧,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不仅已被实践证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且能在未来实践中得到新的发展。深入挖掘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演进的宝贵历史经验,将使我军在未来新的军事斗争实践中获得深刻的启迪。  敏锐体察特定历史阶段国家安全形势的趋势与潮流,把握战略指导的时代背景和决策依据。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祖国统一面临威胁,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存在争端,由此引发危机、冲突甚至战争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要着眼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准确把握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和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深刻互动,加快国防现代化的步伐,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在突出主要战略方向的同时关照其他战略方向,确保战略全局的整体均衡。主要战略方向在那里,是国家确定军事战略首先考虑的根本性、全局性、方向性重大问题,是战略指导的要旨所在。历史的经验表明,正确把握主要战略方向,充分做好战争准备,就可以稳定大局;同时也必须高度关注其他战略方向的军事斗争准备,新中国建立以后,几场不期而遇的局部战争都发生在非主要战略方向。军事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在抓住主要矛盾的同时,也要关照次要矛盾。要正确区分战略方向和战略任务,分清主次轻重,突出抓好主要战略方向的部署与建设,统筹兼顾其他战略方向,加强战略预置,严密防范非主要方向不测因素引发的变局和连锁反应,避免战略全局失衡。  坚持遏制危机、控制战局、打赢战争的战略指导,营造有利的战略态势。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安全环境的构建日益紧迫,军事战略指导必须增加遏制威胁和控制危机的内容,形成遏制、控制和打赢战争三者的有机结合。要前移战略重心,侧重环境营造和危机预防,阻止危机因素增长,化解危机于未形成之前;要合理确定作战目的,控制战争规模和进程,创造好的战争开局,主导战局发展,争取有利的战争结局;要把打赢战争作为战略指导的落脚点,严密组织实施联合作战,机动灵活地运用兵力和选择战法,确保先机决胜。  着眼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着力形成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未来我军无论在那个方向作战,都将是信息化程度很高的联合作战,是全系统全要素的整体对抗。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必须把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作为根本着力点,大力加强核心军事能力建设。要充分发挥信息能力在战斗力生成中的主导作用,加强侦察预警、指挥控制、武器装备、作战力量、综合保障建设,抓好各种作战力量、作战单元、作战要素的融合集成,逐步构建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体系,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训练部队,不断提高我军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增强军事斗争准备有效性。  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牵引和带动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推进。军事斗争任务为我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明确的作战需求,提出了具体的标准要求,形成了巨大的牵引力量。当前,我军建设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现代化水平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不相适应,军事能力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要求不相适应。解决两个“不相适应”的主要矛盾,必须加快军队信息化建设步伐,加快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在推进军事斗争准备过程中把军队建设推上新的台阶,锻造一支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现代化军事力量。  坚持和发展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紧紧依靠人民建设军队、建设国防。邓小平指出:“依靠人民建设军队、建设国防,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也是我们的威势所在。”今天,人民战争思想有了长足发展,有了更广阔的背景和条件,反映到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上,就是坚持全民办国防的方针,实行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不断完善国防动员体制机制,提高预备役部队和民兵建设质量,增强国防动员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能力;创新人民战争的内容和形式,发展信息化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积极推进经济、科技、教育、人才等各个领域的军民融合,逐步形成在重大基础设施、海洋、空天、信息等关键领域军民融合发展格局,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和军队保障体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  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昭示我们,在国防和军队建设新的伟大征程中,要学习历史、汲取智慧、引领未来。,国家利益始终是军事战略的准则,战略指导的全部着眼点在于维护和用好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本质是和平发展。我们已经赢得了本世纪头10年的机遇期,争取今后10年乃至更长的机遇期会有新的挑战。世界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性更加突出,矛盾与冲突难以避免。维护和用好战略机遇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战略指导的基本着眼点。军队在维护战略机遇期中肩负光荣使命和神圣职责,要以强大实力和战略智慧,争取中国在世界战略大背景、大格局、大环境中更长久的和平发展。第二,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始终是战略思维的基点,军事斗争准备的成效在于能否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形势决定任务,是党的军事战略指导的基本方法。当前,国家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前所未有,我们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潜在威胁更加严峻,应对多种安全威胁首要的是应对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威胁,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是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坚持军事斗争准备龙头地位不动摇,坚持主要战略方向不动摇,坚持扭住核心军事能力建设不动摇,统筹推进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以增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为核心,不断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第三,把握阶段性特征始终是军队建设发展的前提,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主题在于推动科学发展。回顾我党我军发展历程,每逢重大战略转折和历史阶段交替的关键时期,都科学运用阶段论思想,分析战略形势,提出战略任务,不失时机地推动革命建设。当前,我军仍处于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机械化信息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制约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体制性障碍和政策性问题还比较突出,军队建设需求与可能的矛盾将长期存在,打赢一场高强度的信息化局部战争还需要做持久准备。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紧扣主题,着力推动机械化与信息化复合发展,着力推动新型军事力量与传统军事力量协调发展,着力推动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发展,着力推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融合发展。第四,顺应时代发展始终是赢得战略竞争的关键,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主线在于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战略指导顺应时代的要义,是既面向未来又不割断历史,既争取主动又不脱离现实。信息化条件下战斗力的基本形态是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战斗力生成模式在军事领域中起着引领方向、贯穿始终的决定性作用,紧紧扭住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这条主线,是解决两个“不相适应”主要矛盾的有效途径,也是推动军队信息化建设加速发展的根本要求。第五,不断创新始终是我党军事指导理论的品质,战略思想的生命力在于着力破解国家安全发展的战略难题。我党战略指导思想的发展进程表明,战略理论前瞻未来的距离在延长,谋划运筹的视野在拓宽,理论的生命周期在缩短,唯有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才能超越自我、超越对手,必须正视形势任务发展与战争形态演变,深化国家安全战略理论研究,加强军事战略和军队发展战略研究,加强信息化条件下作战理论研究,加强军队建设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形成反映时代要求、具有我军特色的军事理论体系,在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中得到升华,永葆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生机与活力。  时空变幻,斗转星移。重温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形成发展的艰难历程,带给我们厚重的沧桑感;展望我党我军建设发展的崭新实践,激发我们强烈的使命感。伟大的事业呼唤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指导伟大的实践。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历史结晶,是中华民族军事思想史上的璀璨瑰宝。  岁月倥偬,征途漫漫。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并非真理,而是有着巨大张力和拓展空间的体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胡主席关于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着眼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深入研究解决战略指导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让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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